流口水的兔子

也要重视物质上的鼓励

鼓励和表彰是企业经营者调动人才积极性的有效手段。受到表扬而不高兴的人恐怕没有, 特别是对领导的表扬会更加高兴。当人们在心情愉快的情况下工作, 效率会更高。表扬是不能被其他任何东西所代替的。假如你让一个有能力的人老是默默无闻, 对他工作的重要性不予肯定, 对他在工作上所取得的成绩不予表扬, 那么, 即使你给了他很多的奖金, 他并不一定很高兴。如果你当众表扬了他, 肯定了他的成绩, 高度地评价了他的作用, 即使你不发给他奖金, 他也可能很高兴。因为你满足了他的自尊心和荣誉感。由此可见, 经营者应注意发现部下的成绩, 尽可能多地给予表扬, 给他们以精神上的鼓励。

调动人才的积极性, 既要注重精神上的鼓励, 也要重视物质上的鼓励, 使人们得到的报酬与所做的贡献趋向一致。经营者要把物质鼓励与工作成绩紧密联系起来, 以工作成绩的大小来决定物质奖励的多少。如果经营者不是主要根据每个人的工作成绩来给予奖励, 那么这种奖励就起不到调动积极性的作用。物质奖励上的平均主义是受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影响, " 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陈旧思想至今很难消除。特别是在一些国有企业, 平均主义的分配观还比较突出, 干多干少一个样, 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吃" 大锅饭" 的现象并没有彻底打破。

经营者调动人才的积极性, 应以奖励为主, 但不等于不用惩罚的手段。有奖就要有罚, 赏罚分明很重要。惩罚对人们起着一种威胁、警戒的作用, 它同样是一种激励因素, 不过是从反面来推动人。任何人都有可能犯错误, 人才也不例外。如果犯了错误而不受处罚, 犯错误者受不到教育, 还会重犯。其他人会认为犯了错误无所谓, 那么就难以维护正常的工作秩序, 难以取得应有的工作成效。

做到以上这几点是有效沟通的前提和基础。

看审美文化的文化自决

学术概念和语言的历史建构的奇异性是如此突出, 总是震荡于其开端和终点之间, 无法克服其固有的二律背反。每当一种文化现象出现, 知识学的考察就蜂拥而至, 并首先表现出一种命名的疯狂, 继而追查其祖宗十八代、考订其出生门第、以辨其社会合法性。语源学的研究, 实际上就是奔走于开端和终点之间而永无结局的游戏。对学术概念和语词意义的确定来说, 历时性的研究, 也总是要被卷入这样一场" 语源学" 的游戏之中。语源学的研究, 事实上既无法接近它的" 端点" , 也正如无法达到它的" 终点" 一样; 因此历时性的研究在本质上总是" 后设性" 的, 进而因其规范功能的程度不同的丧失而陷于" 首尾相咬" 的逻辑怪圈。关于审美文化的概念, 就是这样一个丧失了其严格语义规范的、似是而非的" 后设性" 概念。我们可以看到, 一方面, 审美文化在日常生活领域的" 活用" , 几乎成了学术概念" 回到日常生活" 的典范; 另一方面, 审美文化的概念运动, 又总是希望觅得它的发生学意义上的原点, 为其自身的存在提供其历史本体论的依据。" 后设性" 的建构几乎成为其徒劳但又是唯一的可能结局, 因而成为对历史的莫大反讽。关于审美文化的理论研究, 就处于这样一种境况。不过我们当真以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审美文化这一热门课题研究的话, 很有可能立即被看做是理论上的贫乏以及道德上的不负责任而受到指责。

学术界关于审美文化的研究, 总是热衷于这种类似于" 语源学" 的研究。我们且不论关于它的社会溯源, 仅就其纯粹概念的溯源来看, 大致可以追溯到西方工业革命时代的1 9 世纪。据聂振斌、滕守尧等所撰《艺术化生存中西审美文化比较》一书指出, 在那一个时期, 关于审美文化大致持三种观点：一是英国学者提出的" 审美文化即把艺术作为文化核子的文化" ; 二是美国学者提出的" 审美文化即生活与艺术融为一体的文化" ; 三是欧洲大陆学者提出的" 审美文化即文化的各个领域( 道德、认识、艺术) 在审美原则下融合的文化" 。对审美文化的这样一种方式的溯源是极其典型的, 不仅是因为在他们眼里历史本身应当是逻辑的, 而且正是概念本身动起来, 形成某种" 推论性" 的关系, 历史才显得是合逻辑的。审美文化就应当是这样一种" 概念推论" 的逻辑结果。虽然我们可以注意到" 审美文化" 概念提出的这样一个可能的历史事实, 以及可资参照的文化背景与历史语境,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审美文化就是由其" 概念的推论" 的" 理论建构" 而成的, 或者说是为上述理论规范所限定的历史事件。笔者认为, 审美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由社会建构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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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重视物质上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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